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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编辑是媒体的脸

【2017-09-11 16:06:20】【来源:中国文化报】【字体: 】【颜色: 绿

   高 昌

  2017年8月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持《飞天》杂志“大学生诗苑”的老编辑张书绅老师,默默地走了,平静而从容。他生前遗嘱不开追悼会,不惊动别人,丧事办得低调而简单。可是当他逝世的噩耗传出来之后,诗坛上的哀思和追忆浪潮却经久不息,许多当年的大学生诗人,都在不约而同地以各种方式怀念他。

  张老师逝世的消息,是黑龙江的诗人姜红伟先生告诉我的。我怀念张老师,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个好编辑。媒体无论大小,毕竟都是由人来办的。编辑的工作作风,代表了媒体的社会形象。一个好编辑或曰一群好编辑,是一家媒体的脸面。比如张书绅老师,尽管他一直低调、恬淡,甚至默默无闻,离开工作岗位后又隐居在西北兰州,可是许多读者和作者,还是把他的名字与《飞天》“大学生诗苑”永远联系在一起。

  张老师的良好编风,我深有体会。我是1988年开始在他主持的《飞天》“大学生诗苑”发表作品的,当时署名是“高新昌”。隔着近30 年的岁月风烟回望,那段美丽忧伤的难忘青春,还在西北、在兰州、在东岗西路、在那本迷人的杂志上,闪烁着鲜明而温暖的光芒。

  “《飞天》有位张书绅,育草浇花恁认真……”这是我当年写给张老师的一组七律的开头。想到“大学生诗苑”,首先就想到既遥远又亲近、既陌生又熟悉的张老师。他的眼睛不好,却还是坚持每稿必复。要知道那是上世纪的80年代啊!没有电脑和互联网,纯用手写回复全国各地雪片一样飞来的投稿,这样的工作负荷,对他这样的视力不好的人来说,仅仅用责任心来形容还是稍显太理性太冷静了,这其实是一种燃烧的生命热情,是一种圣洁的奉献襟怀,是深深的挚爱和浓浓的情分。

  我因为工作几经变动,住所也几次迁移,很多资料包括张老师当年的回信都找不到了,现在不能马上回忆起他在信中指导我的更多、更详细的细节,但我很难忘每每收到他回信时的兴奋和欢喜。我不停地给他写信,也不断收到他的鼓励和指点。我向他倾诉,向他抱怨,像是面对远方的一位亲人一样。

  一个好编辑首先是一个好人。一个好人有一颗燃烧的心。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传递温暖,传递梦想,传递光芒,显示出越来越璀璨的生命华彩。

  记得张老师除了负责“大学生诗苑”的编辑,还负责“诗词之页”这个栏目。我因为张老师的缘故,除了对“大学生诗苑”的喜爱,也很喜欢“诗词之页”。这也影响了我至今与某些同龄诗友迥然不同的创作兴趣和欣赏习惯——写新诗,也写旧体诗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诗坛上还有一部分人对旧体诗词的创作不甚了解。当年在《诗刊》杂志组织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一位著名老诗人从病床上写来的信,中心话题就是反对当代人进行旧体诗的创作,可见偏见是如何之深。而在距离兰州千里之外的河北大学,感受着张老师的欣赏和鼓励,我的心里是何其温暖啊。

  张老师当时在《飞天》发表我的旧体诗,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知音般的感觉,更是给我打开了另一个诗歌世界的艺术之窗。他对我的旧体诗写作耐心辅导,甚至细心到指点我投稿的小技巧。记得他在某封回信中告诉我:“旧体诗有人用现代诗韵,也有人用平水韵。如果给别的报刊投稿时投寄的是用现代诗韵的作品,一定在题目旁边注明‘现代诗韵’,这样就可以避免编辑审稿时误以为出韵。”

  我在中国文化报从事编辑工作多年,张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好编辑的一个标杆。他的认真负责,他的热情善良,他的才学识力,都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,为我划出了人格的底线。因了张老师等等《飞天》编辑们的薪火相传,《飞天》的“大学生诗苑”办得虎虎生风,生气蓬勃。这里不是高帽横飞、党同伐异的小圈子,而是开满各种鲜花的春天的原野。这里不是一条喧哗嘈杂的小溪流,而是各种声音激情碰撞的浩瀚波涛。即使一个编辑的名气再大,个人创作再红火,也没有权把所有的作者和读者都“编辑”成一种腔调、一副面目、一套招数。现在某些诗歌报刊之所以内部花红柳绿、哥们义气,外部却门庭冷落读者稀少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缺少“大学生诗苑”这种和而不同、各美其美、包容兼容的良好编风。 1989年的第一期《飞天》“大学生诗苑”用我的诗歌《现在回答北岛》打头。我在那首诗中说:“告诉你吧,北岛,我要相信……”之所以当年那样一个孤僻、固执、寂寞的我,还愿意呼喊“相信”二字,正是因为像张老师这样的好人、这样的好编辑,让我深切地体味到了人性中的美好和真诚。

  一个成功的媒体,需要有好编辑来支持。一个好编辑,首先需要做一个好人。一个好人,需要有一颗燃烧的心。当那颗心停止了跳动,那个人无声无息地走了,但是他留下的火焰永在!

【责任编辑:苦菜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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