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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“盛世”的两位“强项”官员

【2017-08-10 10:43:54】【来源:中国文化报】【字体: 】【颜色: 绿

   杨东梁

  康熙、乾隆之际,在清代号称“盛世”,但在“盛世”的金字招牌下,官场腐败、贪赃枉法的事也屡有所闻。可贵的是,面对邪恶势力、不法之徒,也有人敢于挺身而出,伸张正义,且不畏权贵,有“强项”之誉。

  所谓“强项”,是指做人、做官铁骨铮铮,刚正不阿,不对强权让步,不向恶势力低头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时,就有一位名叫董宣的官员被称为“强项令”而名垂青史。其时,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府上的一个奴仆,竟仰仗公主权势,在都城洛阳白昼无故杀人。时任洛阳令的董宣当面斥责公主窝藏罪犯,并按“杀人抵命”的法则将凶手击杀。为此得罪了公主,但董宣坚持原则,不肯向公主叩头“谢过”。当被人强按头颅时,他仍两手据地,决不低头,故此被刘秀称为“强项令”。清朝也有两位堪与董宣比肩的“强项”官员,他们就是历仕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名臣甘汝来和谢济世。

  甘汝来:爱民廉直

  甘汝来(1684—1739),字耕道,又字逊斋,江西奉新人。30岁中进士,授直隶涞水知县。涞水是个贫困小县,当时全县人口只有1.2万多人。经过清初的三次“圈地”,当地百姓几乎没有自己的耕地,且苛捐杂税多于牛毛,生活濒临绝境。而“旗民”(八旗民众)却仗势欺人,易佃增租,任意盘剥。康熙五十八年(1719)冬,侍卫毕里克(“侍卫”是皇帝的“随侍宿卫”。统领称“领侍卫内大臣”,官阶正一品。“侍卫”共分四等,官阶分为三品、四品、五品、六品不等)至涞水“驯鹰”,他以皇帝亲随的身份横行霸道,不但强占民房,而且纵使家丁殴人至死。百姓们纷纷到县衙告状,毕里克竟目无法纪,率人哄闹公堂。知县甘汝来不畏权贵,下令拘禁毕里克,并将肇事家丁下狱。又行文直隶总督,等候处置。但侍卫处(负责皇帝警卫的机构)得报后,抢先申诉,袒护毕里克,拘捕甘汝来,将其投入刑部大狱。翌年冬天,吏、兵、刑三部会同提审,准备将甘汝来革职,而毕里克仅拟罚俸了事。康熙帝了解事件真相后,将毕里克革职,甘汝来则免罪复官。从此,甘汝来爱民廉直之誉广为传播,声名鹊起。

  康熙六十年冬,甘汝来调补直隶新安知县。新安东南有白洋淀,是皇帝行围猎鸟之所。每当皇帝巡猎时,当地百姓必须供应柴炭和船只,而主管部门往往借此勒索更多财物。对此,甘汝来不讲情面,坚决回绝道:“若刻剥小民以取悦上官,余死不为也!”上司面对这样一位刚直不阿的县令,也无可奈何,只得告诫部下,办事尽量避开这位“强项令”。

  雍正元年(1723),甘汝来升吏部文选司主事(正六品),虽然品级不高,但他不逢迎上官,严格照章办事,颇获好评。任事仅九个月,就升任广西太平知府(从四品)。在赴任前陛见皇帝时,获赐雍正帝手书的一帧“福”字,甘汝来诚惶诚恐地表示:“臣外吏小臣,今日得睹皇上宸翰(‘宸翰’指皇帝的手书),又蒙赏赐,此千载奇逢也!”雍正帝听罢大笑道:“你怎么说是‘小臣’?凡做官只论好歹,不论大小。你若做得好,即日就是大臣了。”

  由于得到皇帝赏识,甘汝来之后在官场上可谓一帆风顺,仅过了两年就由知府擢升广西左江道(正四品)。不到半年,再升广西按察使(正三品)。雍正四年五月,擢广西巡抚(从二品),成为掌管一省大权的封疆大吏。短短三年间,居然连升七级,真可谓官运亨通。乾隆帝弘历即位后,甘汝来做到了从一品的兵部尚书、吏部尚书,并加太子少保衔。乾隆四年七月,甘汝来在衙署办公时,突发急病去世,年仅55岁。

  甘汝来猝死后,大学士(正一品)讷亲因负责管理吏部事务,与汝来同衙办公,立即亲自送丧至其府第。进入宅门后见堂上有位老妇人正在缝缝补补,以为是家中仆役,立即说:“你赶快禀告夫人,相公已病逝于衙署。”老妇人闻听后痛哭失声,讷亲这才知道她就是甘汝来夫人,遂关心地询问身后事。在谈到家中遗产时,夫人拿出八两存银说:“此志书馆(甘汝来当时兼任《世宗实录》副总裁)月课俸也。俸本十六金,相公俭,计日以用,此所余半月费也。”一位一品大员去世后,家里居然只剩下八两白银的“余财”,这不能不让人惊诧。亲眼目睹这一幕的讷亲为此流下了眼泪。

  谢济世:不畏权贵

  谢济世(1689—1755),字石霖,号梅庄,广西全州人。自幼为人倔强,十六七岁时应“童试”,因不肯跪地向学政呈卷,被逐出考场。但他并不泄气,继续努力,20岁中乡试第一名(解元),24岁中进士。雍正四年冬任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。谢济世不畏权势,弹劾雍正帝的宠臣、河南巡抚田文镜,并列出十大罪状,称其“行同鬼蜮,性似豺狼”“恶贯既盈,怨声齐沸”。雍正帝大怒,将谢济世夺官下狱,同时还严究幕后“指使者”,谢济世凛然回复道:“文镜之恶,中外皆知。谢济世读孔孟书,粗识大义,不忍视奸人罔上,故冒死以闻。必欲究指使者,乃独有孔子、孟子耳!”最后被革职,发往军前效力。

  谢济世对当时奉为圭臬、盛极一时的程朱理学是不满的,而程朱理学的核心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“三纲五常”。排斥程朱理学,无异是犯了为官立世之大忌,故此,已被发往军前的谢济世几遭杀身之祸。

  直到乾隆帝即位,谢济世才被招回北京,任江南道监察御史。但他仍大胆向皇帝进呈自己非议程朱理学的著作《大学注》《中庸疏》,被乾隆帝斥为“谬妄无稽”而发还。乾隆二年(1737)三月,谢济世再上疏,批评乾隆帝用人不慎,朝令夕改,受到严厉斥责。乾隆三年,谢济世被授为湖南粮储道,仍继续刊刻与程朱相抵牾的著作,最后被收缴所注经书154本,刊板237块。谢济世的所作所为俨然又是一位“强项”官员。

  乾隆七年冬,谢济世在湖南任上得知衡阳、善化两县知县多收税粮,以致民怨沸腾。他装扮成纳粮乡民,亲往调查。得知实情后,立即拘捕涉案的衡阳知县家丁、胥役,交长沙府审办,并参奏善化知县樊德贴。而这两位县令恰恰是湖南巡抚许容的心腹。许容遂派人向谢济世说情,欲加包庇。面对顶头上司的施压,谢济世不为所动,仍坚持原议。许容大怒,立即假捏罪名,伪造罪证,参劾谢济世“踰闲荡检,负恩溺职”,谢济世终被革职。这一冤案激起了湖南士民的愤怒,他们到处鸣冤,最终真相大白,冤案得以昭雪,谢济世改补为湖南驿盐长宝道。

  谢济世屡蹶屡起,但终因自己的“强项”风格而为当世所不容,最后在56岁时被“勒令休致回籍”。

  在封建专制的时代,某些有正义感的官员不顾后果,不计代价,敢于伸张正义,为民请命,其精神是可嘉的。但不管他们如何不畏权贵表现出“强项”精神,但在封建专制的体制下,终究不能冲破牢笼,也是看不到前途的。

  作者简介

  杨东梁,1942年生,湖南岳阳人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,著有专著及主编丛书10余部,发表文章百余篇。

【责任编辑:苦菜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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